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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的司法运作——兼论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
发布日期:2011-11-18 字号:[ ]

东阳市人民法院    何金阳

东阳市人民法院    吕美丽

论文提要:在中国推行法治化进程道路上,乡村社会的司法状况因其自身的多方面原因,显现出与城市社会不同的影像。司法在化解乡村社会的矛盾时常显的较为软弱,司法运作的结果较难为村民所接受和认同。本文通过对司法权在乡村社会中的运作现状、司法机制被弱化的原因以及如何在乡村社会的矛盾化解中彰显司法的张力等问题的探讨,分析当前乡村社会的司法国情,并对如何在乡村社会推进法治化建设提出应对措施。(本文共7200字)

以下正文: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马克思

引言

转型中国的司法大量移植了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成果,格式化的规则是建立在现代工商社会、城市社会的基础之上,乡村社会依旧是“被忽略的大多数”。笼统地引进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司法原则和司法知识,而不是对症下药,那么即使有普世的真理,这个真理也会在特定语境中失去其可能具有的“真理性”。乡村社会有着与城市社会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司法机制在农村发挥作用的范围和强度当然与城市社会有所区别。来自经验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乡村社会,司法机制在矛盾化解的效果上看常显得较为软弱,司法机制的运作逻辑在某些方面与乡村社会的背景有所脱节。

一、司法的尴尬:理想与现实的反差

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的界定,并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来调整、制约、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现代社会,法律是保持社会有序的控制手段之一,司法的目的就是能通司法活动将受损的社会秩序调整恢复到受损前原来的有序状态。于是法律被人们认为是维护个人利益、促进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工具,“法治”社会成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政府大力倡导“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民众的法治意识似乎有所觉醒,开始运用法律作为保障自己权利的手段,这从近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诉讼爆炸”浪潮中可见一斑。然而,诉讼数量的增多,就真的意味着民众的法治意识开始觉醒,从内心开始信仰法律、崇尚法治了吗?经验再次告诉我们: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至少在乡村社会,法律还是外来物种,尚未能融入到乡村社会之中,法律不旦没能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更多时候反而受到村民的排斥,被认为是异己力量,甚至成为村民的笑柄。

在被学者构造的理想型的乡村社会中,“乡土社会里的人口似乎附着乡土上的,一代又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同时“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是无法延伸而至的,甚至无暇顾及,其秩序主要是靠长者的权威、教化及乡民习惯来维系。虽然当下的乡村,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与传统的乡村模型有所差异,但同为可称作“无政府的有秩序状态”的乡村社会,其本身并不能隐藏、化解其内部所产生的各种纠纷。所以,村民们势必要面临选择陌生且可能并没有好感的法律来化解纠纷。

应当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相当部分村民在出现纠纷时没有立即选择法院甚至有意规避司法,即便是参与制造“诉讼爆炸”的村民,在法院对纠纷作出裁判后失去了对司法的信任,于是背起行囊游走于各级党委、政府、人大与政协之间,以上访、上告、上北京等非常规方式向党和政府“讨公道”。 

通常认为,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尊重现行法为中心的法律适用或法律实施为目的,以重视社会效果为中心的纠纷解决为目的,两者兼顾的多元目的。除极少数极端情况下,大多数国家的司法目的都是多元的,即包括法律的适用,也包括纠纷的解决。司法在乡村社会的运用结果却是,有时候司法活动不仅没有平息纠纷、化解矛盾,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发生转化。司法的目的与结果之反差不可谓不大。

二、乡村社会中司法功能被弱化的原因

在一个对现代性法律缺乏充分信仰的乡村社会,司法因未能充分展现出其维持秩序、化解纠纷、促进发展的功能,从而失去其应有的魅力,受到冷遇。如果说乡村社会中司法功能被弱化只是由于当前的司法体制大都系由外来移植从而被水土不服的话,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至少是不够严谨的。譬如苗木,移植后并非一定会水土不服,与其原来生长的环境相比,经移植后生长的更加茂盛也未可知。问题的关键在于,移植到什么地方。

如前文所述,乡村社会与都市社会一样,也会产生各种纠纷,乡村社会因其固有的社会形态决定了其对司法的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的表象很具有代表性,一种是从根本上排斥司法,一种是滥用诉权与恶意诉讼。下面将着重对这两种对待司法的态度产生的根源及对司法的影响上对本节内容进行论证。

(一)排斥司法的干预

关于乡村社会在出现纠纷时村民为什么不选择诉讼,学者已有诸多论述,有的学者甚至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农村法律控制的状况。更多的学者,从中国传统的“无讼”文化、诉讼成本因素、没有法律信仰等方面来解释村民对司法排斥的原因。这样的解释诚然是对的,但还不能说是全面的。黑格尔有句格言,多少年来被人们广泛的引用,称:“存在即合理”。但多年来人们对这句名言的理解一直陷于字面理解的误区之中。此处的所谓“合理”,不是日常中与“反常”相对的“合理”,而应理解为“有原因”。除了学者的上述论述外,笔者认为乡村社会的民间调和机制的存在也是导致村民不选择法律的重要原因之一。 

乡村社会中,纠纷解决首先依赖乡村秩序的自发性调节功能,这种发端于本土环境的调解与和解构成了修复日常生活关系的基本路径。

1、村干部调解

村干部参与调解是乡村社会最常见且被广泛运用的纠纷处理方式。村干部作为村庄的当家人与政府的代理人,介于村民与政府之间:一方面熟悉本村日常生活的运行方式,对各家各户的情况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另一方面与一般村民相比较而言,在获取信息的渠道与速度上都有较好的优势,且对各种涉及大局的方针、政策甚至法律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因此,村干部作为最底层的社会管理者,要担负起维护地方稳定的责任,对解决纠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大量的乡村纠纷,也正是在村干部的介入下得以化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村干部调解的数量巨大且效果显著,但其采用的调解方法却并非完全出于法律规则。村干部有时并不直接介入纠纷本身,并不对纠纷的是非曲直作评判,而是一味的要求双方以大局为重,以乡村社会的传统秩序、道德伦理及村庄的长久安定为出发点,来区分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为达到地方稳定的目的,以今后在村庄内长久生存的各种便利或风险为筹码,强行要求双方或一方接受调解方案。面对这样的调解,村民无论在道德标尺上还是知识层面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常因村干部的情面或出于生存利益的考量而作出妥协与忍让。但问题依然存在,村干部的这种调解很多时候只是权宜之计,随着村民对纠纷权益的理性判断,村干部的调解策略开始失效,纠纷再次显现,原先的调解在村民眼中失去了效力,可以不再遵守,但村干部或为社会稳定,或为树立权威,都不允许村民违反调解协议,导致村民对村干部调解去失信任,村干部调解成为一个悖论性命题。

2、村民间的调解

除了村干部的调解之外,来自村民之间的调解也是极其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当纠纷产生时,当事人往往会寻找在当事人之间都有多少联系的合适人选,作为调停双方纠纷的中间人。该中间人应当具有如下特征:双方都能信任,与双方有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至少与一方有一定的利益关系,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威望。这种村民间的调解之所以存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至少有一方当事人希望早日解决纠纷,不希望双方的关系完全恶化,二是被选中的中间人至少与当事人一方的利益较为密切,否则其没有必要将自己置于纠纷当中来。可见,村民间调解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把与纠纷无关的第三方的利益放入到纠纷之中,增加利益角逐的主体,将纠纷涉及的较为集中的利益分散或重新进行分割,以此缓解纠纷,使三方的利益处于稳定的状态。

3、把纠纷交给时间

除上述两种常见的化解纠纷的方式外,在我国乡村社会还存在着一种非常奇特却也较为常见的解决方式,这种解决方式在纠纷发生到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有两种表现形式:纠纷初期的激烈对峙及纠纷中后期的消极不作为。与前两种方式以解决纠纷作为出发点不同的是,这种方式是以不解决纠纷作为出发点:当纠纷产生后,经过双方对利益的激烈争夺后发现双方实力旗鼓相当,任何一方都未能实现自己的预期利益,但又没有一方愿意做出让步,于是双方均不再作积极的努力,而是持一种静观其变的放任态度,把纠纷无期限的拖下去,企图以此来消耗对方的“内力”。双方都不主动解决问题,也不放弃自己的利益,既不会做出让步让对方占到便宜,也没有能使自己获得利益优势的方法与策略,双方相持不下,事态出现僵局,这就是以“拖着不解决”形式出现的“和解”。这种方式虽然不能让自己实现利益,但在讲究面子与人情的乡村社会里,利益的得失可能还在其次,面子问题却是不可随意退却的。在村民看来,只要保全了自己的面子与人情即使付了更沉重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为,在熟人社会里,面子是乡村社会的立足之本,不认输意味着在乡村社会还有立足的空间,而让对方占到便宜,损失的就不仅仅是利益,还有可能影响到当事人在社会生活结构中地位,而这个地位是当事人在乡村中得以长久生活的重要资本,因此是不可退却的。所以,当纠纷不能化解又都不让步时,当事人会选择将纠纷搁置起来,不再纠缠,而是继续过好当前的日子。因为,村民相信,尽管现在“东风”与“西风”谁也没能压倒谁,但谁能保证以后“东风”与“西风”的势力能一直保持均衡呢?当然较好的结果是,尽管双方没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争取双赢的觉悟,但事态的发展却是随着时间的消磨与情势的变更,双方对利益的关注也随之逐渐淡去,纠纷最终不了了之,而不是被解决掉了。用时间来“化解”纠纷,也成为乡村社会解决纠纷的一种常态。

(二)选择司法的策略

当前的乡村社会,原来较为封闭的熟人社会形态随着时代的变迁开始逐渐消融,村规民约的适用空间也在逐步的萎缩,现代法治已成为村民无法回避的纠纷解决方式,尽管乡村社会没有给予法律制度充分的成长空间。这种转型期的结构格局与秩序困惑使得村民在面对纠纷时必须有策略地考虑选择司法:既希望能借助司法救济得以解决纠纷,同时又必须防止司法对乡村社会的生存关系与结构产生负面效应。可以说,除少数与本乡本土以外的人产生的诉讼争议外,村民选择诉讼以解决纠纷并不必然是出于现代法治所期望定纷止争、维护秩序的用意,而在于利用诉讼达到其额外的多元目的。以下从村民选择诉讼的动机角度进行分析村民这种选择司法的策略行为。

乡村社会最要本的在于生存的脸面,所以诉讼常成为脸面之争的手段。在人与人的社会之中,存在最基本的生存利益的牵连,在乡村社会里,除了生存利益个,更重要的相互保持彼此的脸面,说到底就是个面子问题。因为脸面关系着在此地生存的空间大小、环境优劣、幸福指数等与生存密切相关的利害,是村民最看重的价值最向。与纠纷利益相比,面子利益为大,如果涉及面子利益,则无论利益大小,必不肯善罢甘休,及至可不顾同乡之谊、乡村之情,将纠纷付诸法院。

诉讼并非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而是可以使弱势一方扩大影响,作为一种要价的筹码。当纠纷的一方以弱势方自居时,其必定希望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以此增加其对强势方反抗与争辩的底气。利用当前这个信息流通较为畅快的时代,通过诉讼引起媒体关注,扩大事态的影响力,从而加大公权力的干涉力度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有将事情闹大,才有可能使纠纷脱离强势方的控制范围,并在社会关注下,使强势方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得不到便宜,使解决结果有利于弱势方。

诉讼并非追求赔偿,而是表达冤屈与不满。上一段也说到,诉讼是获得同情的一条捷径,因此诉讼更可能作为村民表达冤屈的情感宣泄方式。在诉讼过程中,村民在意的往往并不是法律与事实本身,而是将重心放在了情感与道德之中。因为在政府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或对路的法律服务来增强村民的认同感时,法律与事实作为政府的公共产品,在村民眼里显得过于陌生,早已超出了村民对事物的认识范围,成为村民手中不知如何控制、不知如何使用的工具,没有人会用自己不擅长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而情感的表达与道德的控诉,对于在熟人或半熟人社会里习惯讲诚信、讲良心的村民们来说恰好是熟中生巧、得心应手的诉求方式。尽管在现代的民事诉讼中,原、被告的地位是平等的,对双方的权利是同等保护的,并无高低贵贱的差别,但在村民质朴的同情弱者的心理中,原告无疑是有冤屈的弱势方,而被告是当然的霸道的强势方,两者有着明显的感情差异与道德差距。在离婚纠纷处理过程中,这种情感的表现形态更为明显。所以,争取当原告也不是成为被告,成为村民眼中理直与理屈的直观条件,这尽管与现代诉讼理念相悖,却真实地反映出村民诉讼的动机和心理。

三、司法的张力

在讨论司法功能在乡村社会被弱化的原因时,笔者认为这与乡村社会的无讼文化传统及乡村中存在村民更易掌握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有关,这与本节将要讨论的司法在乡村社会中的运行并不相悖。因为从功能上看,司法的最终目的也是实现正义、解决纠纷,只是村民目前尚未有能力来运用法律这一工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教会村民运用法律,如何才能让司法在乡村社会中进行有效运行的问题。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村民对自身的利益高度关注,公平正义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有希望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纠纷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内在迫切性。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一向注重实质正义的传统,村民对实质正义有着天然的偏好,而对于以形式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现代西方法治理念则缺乏必要的认同。中国当下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现代法律体系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主要适用于城市社会、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中“格式化”纠纷简便、快捷的处理,却对农业社会、熟人社会中鲜活丰富的“非格式化”纠纷,多少有些“水土不服”。因此,将法律规则所蕴含的公正转化成为村民容易接受的具体的、个案的公正是司法在乡村社会中运作时面临的现实课题。只有更加关注个案处理的合理性才能使村民增加对本已有所隔阂的法律规则的认同感,这就强调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能动干预,强调司法过程中法理情的有机融合。

(一)深入查明事实

审理案件时,首先面对的就是事实的争议,在司法过程中最具有挑战性的就是发现真实的过程。在三大诉讼法中,作为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举证责任的规定都十分的详尽,这是为现代社会的诉讼便利而设的,直接关系到事实的认定和诉讼的胜败。村民间的法律纠纷可能并不复杂,但由于文化层次、认知能力和获得法律服务情况等方面的差异,很多村民在诉讼时都难以举证或不能及时举证,如果法官机械地运用程序规则,简单地依据举证规则来审理案件,会使从实体上看来本应胜诉的当事人因程序的原因承担败诉的后果,这与村民朴素的正义观念相违背。法官不是纠纷事实的亲历者,法官对纠纷事实的认识是主要是通过对证据的认证来实现的,所以把证据提交到法官面前这一环节对于法官判断案件事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乡村社会的司法过程中要坚持能动司法的指导思想,指导村民举证,并严格审查证据的效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查访事实,使法律事实能够尽可能的无限接近客观事实,也使法律事实得到村民的认同。

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是建构在对证据的调查、甄别和采信之上,我们也许无法保证法官最后认定的事实完全符合事情的本来面目,但能动司法理念要求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去调查核实证据,以求所认定的事实能够在最大限度上符合客观真实。法官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要结合法律、情理、社会风俗进行综合权衡,要“深刻洞察法律和情理,深入探究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从行为时的社会背景来考量行为的合理性,从而对案件的真实性予以判断和确认。这就是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法律属性的归纳,也是对案件事实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追问。”

(二)注重社会效果

村民间的法律纠纷大都并不复杂,却事关千家万户,事关民生和谐,只是就案办案,片面强调案件在法律上的处理结果,机械套用法律条文,使法律脱离社会和村民的期待,这必然导致裁判结果虽然在法律上说得过去,但村民却不理解、不认同、不接受,裁判结果在制度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执行,致使村民的纠纷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会激化纠纷。于是,法院的裁判成为一纸空文,法院的权威亦不复存在。

在没有法治传统与信仰的乡村社会,司法权的运用更应注意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法官应关注自己对纠纷的解决措施是否能够得到认同。所谓社会效果,实际上是社会对司法个案的解决措施过程中所作的评价,它体现的是当前社会的大多数人的普通正义观与价值观。如果司法的运作结果有悖于社会民从的合理预期和普通正义,不仅不能有力的化解纠纷而且会使法官、法院陷于社会的负面评价之中,司法的权威也会大受损害。所以,法官必须关注具体纠纷的解决,在普世、抽象的公正和信仰尚不能为村民们所感知和认同的时代中,惟有将公正融合在具体的个案之中,法律的公正才能让村民有所感知。

四、结语

在法律面前,多数村民是沉默者。要使习惯于乡村社会“无讼”文化的村民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对司法的认同还需要一个耐心的过程。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当然内涵,乡村社会理应是现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依法办事,以法律来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在乡村社会推进法治建设,一方面要尊重村民自己的传统秩序,并将这种自发秩序中合理的成分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另一方面,法官应继续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引导村民合法有效的保障自己的权益,使村民能够亲近法律,一睹法律美妙的一面,真正体会到法律的公正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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