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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狂热”下信赖“低迷”的反思
发布日期:2012-11-29 字号:[ ]

――以判决为载体探寻完善民商事审判权运行的有效举措

“法律的目的,是也应当是,在最大可能的

程度上,实现最可能多的人的幸福。”

——边沁

论文提要: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法院的审执任务与日俱增,公众对司法的诉求飙升,但同时公众对司法的信赖却相对低迷,使得司法脸面不扬腰杆不硬,这需要反思。但是,反思这个问题过于宏观,于是笔者以民商事审判权运行为切入点,以判决为载体进行研究,并巧妙地选取公众所熟知的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及做法,使读者能够更加感性地认识,对应剖析了司法实践中影响信赖的主要方面,从而影射整个司法所存在的共通的问题:变相监督、请示、汇报、签发、上访等影响司法的独立和终局性;腐败、程序不公、文书制作低劣及自由裁量无约束等导致司法缺少“英雄主义”;公众认知、法律的局限及媒体的影响尚未形成和谐司法环境。最后,笔者提出与诉求“狂热”对接的挽救信赖“低迷”之道。一是完善立法,弥补审判权运行法律缺位,重点对释明、媒体监督、信访及《法官法》等予以制定和完善;二是创新机制,重点设置当事人个案陪审员选择权、审前判后程序、配套机制及完善审委会责任及院庭长签发制,以期高效运行民商事审判权;三是提高法官素质,从庭审言行、文书制作、自由裁量权及司法廉洁等方面有重点培养司法信赖的生产者。可以相信,通过打造期待-满足-信赖-支持这种良性循环的审判权运作链条,司法必定会得到公众最大的褒扬与授信,其光荣使命也将顺理成章地实现。全文共9795字。

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法治化浪潮涌现,“诉讼爆炸”在我国有深刻的体现,但法官在堆积如山的案件中埋头苦干,却依然连连遭受着社会公众的微词和负面评价。可见,整个法治供给还与法治需求不相适应,公众诉求的“狂热”,仅是纠纷增多的无奈远非发自内心的信赖。司法付出和收获之间的基本等价问题值得深思。诚然,不该否认司法在逐年进步的主流和司法信赖感增强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实际,但作为司法者,我们有责任让司法最终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平衡诉求“丰满”与信赖“骨感”之间的矛盾。

一、完善民商事审判权运行研究的目的性及必要性

(一)以完善民商事审判权运行为切入点的目的性把握

司法信赖源于审执的方方面面。目前,尽管执行难挑战着司法尊严和权威的底线,但执行受多方因素的影响,要想通过执行来增强信赖无异于要进行一次“革命”。那么,现阶段,又该以何种方式作为增强司法信赖研究的切入点呢?笔者认为,民商事案件中公众对司法的感触最为普遍和真切,也是最易于培养其司法信赖感的区域。另外,民商事与刑事、行政等其他审判权的运行虽存差异,但在程序的运行及公正价值的体现上是殊路同归的。所以,笔者选择民商事审判权运行为切入点,能更加方便和全面地剖析公众理想与现实落差的根源,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二)完善民商事审判权运行的必要性探讨

法律并不是一切完美之物的真实体现。它总是带着缺陷和瑕疵。……然而,尽善尽美并不一定是评价某种制度的恰当尺度。社会对司法的价值确信与内心信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然要求民商事审判权运行不断完善。

1、适应社会发展,应对诉求“狂热”

如今,大量平等主体间的矛盾涌入法院,同时公众对司法效果的期望值日益攀升,要高质高效地化解纠纷,必然要求法官在裁判规则的遵守、裁判结果的质量及释明能力等方面都有更大的提升,而这一切都要借助完善民商事审判权运行来加以实现。法官与公众通过诉讼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互动”,能否获取认可度及信赖感与案件数量无必然联系,而与裁判水平有关,这也正是民商事审判权运行的价值所在。

2、回应公众质疑,挽救信赖“低迷”

司法产品的质量好坏需要顾客——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评判。而司法真谛是通过审判权运行传达给当事人,再通过其对外交流传达给社会;或通过一定的媒介,由法官直接传达给社会,但现实中负面性司法的“传达”速度和范围远远大于正面性评价,司法离满意甚远。不管背后原因多复杂,要改变这种信赖低迷的现状,完善审判权运行是必由之路。

(三)以判决为载体的特别说明

调解在司法为民及亲民的作为上有其优越性,自然也能增添民众的司法信赖。但司法者却不能将树立权威、增强信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调解机制。笔者关于调解职能与审判职能剥离尚且有不成熟的想法,更何况,随着新型的复杂纠纷不断呈现,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期望与日俱增,通过判决增强信赖的使命和责任进一步凸显。不能因为判决存在上诉、申诉、执行难及上访现象严重等问题,就否认其价值,判决同样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而且在赢取信赖上比调解更具广泛性,而这就有赖于审判权的合理运行。所以,以判决为载体对本文进行研究更有现实必要性。

二、信赖“低迷”的反思——以民商事审判权运行中的案例求证

司法信赖低下是公众对司法社会效果的一种否定,而这种否定很大程度上源于审判权的不合理运行。目前,公众对审判权运行中存在的“瑕疵”质疑颇多。下面笔者结合致使信赖质疑声音较大的“案例”及做法,从制度体制、法官素质、外界因素等三个方面进行挖掘和剖析,并为提出对策作下铺垫。

(一)司法不独立——司法信赖缺少制度保障

1、人大责成法院撤销裁定——外部不独立

某案中辽宁兴城红崖子粮库被判负连带责任。执行中,粮库认为法院所依据的粮库的玉米、房屋及土地的评估价格远远低于实际价格,遂向该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申诉。后该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责成法院撤销将上述财产执行给申请人的裁定,对案件‘依法’重新办理”。

该市人大的监督,避免了近40万元国有资产的流失,值得肯定,但同时也令人深思:人大能否插手具体案件?能否成为拥有否决权的“终审法院”?显然,人大直接撤销案件并无法律依据,其对司法的监督不能是个案的改判。现实中,司法权的行使受多方限制,党委、人大甚至是政府对司法的领导与监督经常变异为对个案的直接干涉,于是,公众存有的尽是对权力的依赖而全无司法信赖可言。

2、请示、汇报与把关、审核——内部不独立

(1)法院层级不独立。

据笔者了解,法院系统内下级向上级请示、汇报,上级法院欣然接受并给予相应的指示,尤其是针对一些重大影响案件,这已成为“潜规则”。可见,行政化这只“看不见的手”仍然会在法院的相互关系中实际发挥作用。实践中的请示、汇报及未审先定制度,不仅破坏了下级法院审判的独立性、自主性,架空了审判监督程序,也导致了审级制度的虚置,于是,公众信赖的是级别而非司法本身。

(2)法院内部不独立。

受行政模式的影响,法院从机构设置到内部人事管理及工作运作等方面都深深地打着行政化的烙印,如审判委员会一般由院长、副院长和主要业务庭室负责人组成。在审判管理中,也均由院长、庭长层层“把关”,实际上形成审判员服从庭长,庭长服从院长,最后院长说了算的行政首长专断制(但并非首长责任制),法官审判缺乏独立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裁判文书非经分管院庭长签发不得正式发布,而院庭长对裁判文书的签发实质上是对独任庭或合议庭裁判结论享有某种程度上的否决权。当签发人修改时,实质是对裁判内容的变更;当签发或不予签发时,实质是对裁判结果的肯定或否定。签发行为名为“审核”实为“审判”,常常侵蚀着合议庭及独任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更为严重的是,签发为法官领导权力“寻租”创造了机会,迫使社会公众形成一种确信:案件谁办不重要,找到领导最重要。审判权已然异化为行政权。

3、谈“访”色变——上访制度干扰司法终局性

在追求和谐的社会背景下,机关单位谈“访”色变,遇“访”给“便”。于是,法院的个案裁判被行政机关“滑稽”地变相作废,当事人经过缠诉上访,得到了在审判中无法得到的利益。为了追求息事宁人,信访部门居间调和,对当事人进行法外补偿,抛开经费开支不说,这对法院造成了极大的蔑视。更有甚者,司法机关经受不住缠访压力,随意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以顺应和谐司法的应然描述,最后上访者有果而终。上访成了公众权益实现的有力武器,而所谓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却被束之高阁。人们对司法主体缺乏一种必要的神圣感时,司法的权威便荡然无存,人们对司法的尊重也无所依凭。

(二)法官素质有待提高——司法信赖缺少“英雄主义”

1、司法无良知——腐败首当其冲

武汉中院审理一个案件历时6年半,两次审理,两次抗诉,三次再审,最终以被告——富达资房地产公司败诉告终。尔后,该院原副院长柯昌信,因受贿案发,并牵出上述关联案:柯昌信与庭长高光发共同收受穗丰公司(上述案件的原告)贿赂,并为该公司在再审案上谋取利益。

一个被腐蚀的人难以再生产出正义的产品,而一个群体的腐蚀将使一个制度破产。司法队伍中的部分害群之马使公众对整个司法群体产生合理怀疑。在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司法腐败杜绝了人民权利与自由受侵犯时的最终救济手段,消解了法律的权威,破坏了法律的平等性,摧毁了人民对法律的信赖。

2、程序不严守——公正无法感知

2004年,平昌县法院判决,准予王中林与杨力妤离婚。王中林却在三年内并未收到判决书,而杨力妤却早已再婚生下一女。2007年,王中林从外地打工回来,经多次追要,终于拿到了迟到3年的离婚判决书,令其哭笑不得的是:我国《婚姻法》仅有51条,判决书中却引用了第六十二第三款(四)项;庭审时并没有陪审员,而判决书中却有两名陪审员的名字。后经判决书中“陪审员”证实,其确实未参与陪审。

诸如合议制仅独任法官审理、人民陪审员不到庭、补签庭审笔录等报道经常见诸报端,程序正义被漠视引人深思。公众通过程序正义感知司法的实质正义,司法程序正义的缺失使法律的神圣和权威性不堪一击。法院“先定后审”、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判委员会“不审而判”,使得开庭审理成为走过场,这些重实体轻程序乃至程序虚无主义的现象,使公众无法真正树立起对法律及司法的信仰。

3、司法礼仪不注重——法官形象扭曲

四川南充西充县法院某法官,开庭穿一款红色羽绒服,庭审中打手机近2分钟;书记员身着便装,一边抽烟一边听案;被告有几次看到审判长根本没听自己的陈述而“知趣”地停下来,庭审出现短暂中断……如此荒唐的曝光不是偶然,法官的司法礼仪不规范遭到公众的强烈质疑。一个不文明的举动、一次不公正的言行、一次不规范的庭审……都会给公众留下抹不去的阴影;使当事人对裁判的公正性产生联想和怀疑;引起当事人对法官办案随意性的断定;使社会对法院的整体形象和权威失去信心。

4、裁判文书质量不高——法律严肃不足笑料有余

漏洞百出。笔者在互联网上输入“判决书多处出错”竟能跳出837000条相关信息,不得不说判决书的出错频率之高,受关注之多令人生畏。如某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出现18处错误,人工流产成工人流产;河南一份判决书被告名字写错、法院名字写错、漏列原告代理人、标点错误、语法错误、逻辑错误……短短的6页判决书竟然有30处错误。漏洞百出的法律文书,不仅影响了裁判本身的权威性,而且有损司法机关的形象,法律的神圣与权威渐行渐远。

说理不强。目前,裁判文的制作随意性较大,实务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裁判文书通常存在以下问题:判决认定事实缺少分析、适用法律的说理过于概括、论述不充分,制作格式用语不够规范,制作不及时等。判决书说理性不强极易引起社会公众的误解与不满。

5、同案异判无度——自由裁量罔顾法意民意

闫锺刚和耿兰兴均是奥钢公司职工。2007年2月,公司先后与两人解除了劳动关系,但对两人均未付加班费和补偿金。同年6月,两人请同一名律师代写起诉状,除了索赔数额和争议纠纷发生时间略有差异外,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如出一辙,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也完全相同。随后两人同时向丰台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件由同一名法官审理。同年11月,法院判决耿胜诉;一个月后,法院却判决闫败诉。

法律的一般性规定,在面对个案特殊性时,确实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和价值判断。但是自由裁量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仅上述两案,裁判的结果显然超出了公众理解和接受的底线,公众在困惑之余,仅剩下对法官权力的恐慌而全无司法的信赖。

6、法官释明不良——公众理解之路被高挂阻断

原告崔某、王某诉林某合伙结算纠纷一案,两原告与林某(负责管理现金和账目)等十一人合伙承包土方工程,工程完工后未结算,两原告遂起诉林某要求结算合伙账目。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未行使法官释明权,没有告知和征询原告是否申请追加其他合伙人参加诉讼而直接判决,导致该案被二审法院以“遗漏诉讼主体”为由发回重审。

法官的释明能力能够决定判决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公众所接受。我国司法实践中释明权的缺位,不利于塑造司法为民的良好形象,也使法官丧失了让公众更充分地理解和接受裁判的过程及结果的机会。

(三)外界因素的影响——司法信赖缺少和谐环境

1、认知的局限

我国公民的法治意识还有待提高,公众对司法的理解较弱,其朴素的正义感脱离法律高度专业化。当公众权利遭受损害寻求司法救济,而裁判结果无法满足其预期时,便会将责任归咎于法官及法院。 

2、法律的局限

法律规定本身滞后,使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未能完全契合,加上举证责任等法律技术的原因,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难免存在差距,由此导致公众饱满的正义或多或少无法完全在司法内合理获得,公众就容易“迁怒”于法官,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出现冲击和阻挠裁判执行的现象,而不会把诉求未得满足从“立法者”身上找答案,更不会把责任归结于立法现实。

3、传媒的影响

媒体对司法的监督经常掺杂着公众对“实质正义”的诉求,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很容易嬗变为另一时空的审判活动,这种现实中的“媒体审判”总是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虽然其有利于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着公正,但如若案件的判决与“媒体审判”的预期不符,公众对司法的看法趋于负面。当这种负面成为一种常态时,不仅司法独立性和中立性遭受破坏,而且使得媒体监督权击败司法权。传媒的巨大“威力”,导致了猎奇的记者极易在不经意间使公众对媒体的依赖超越了对司法的信赖。

三、诉求“狂热”的对接——完善民商事审判权运行的路径依赖

任何一套制度、机制,不是在面世后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司法改革亦是如此。民商事审判权的运行伴随司法体制改革一路走来,在不断地完善,但仍存在上文所指的“瑕疵”。要树立公众对司法的信赖,就要防止“瑕疵”变成“毒瘤”,甚至达到削除“瑕疵”的理想状态。所以,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立法、创新机制、提高法官素质及催熟外界环境,民商事审判权能更加合理地运行,对衡平当前诉求与信赖能起到应有作用。

(一)完善立法,弥补增强司法信赖的法律运行缺位

1、制定法官释明工作相关规定,揭开司法的神秘面纱

释明制度的核心是法官释明权,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为救济当事人在举证、质证和辩论过程中存在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依法通过提醒、发问、指导等方式,以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对案件的主要事实和主要证据进行有效和积极辩论的权力。释明可以防止来自法官的“突袭”,法官就事实或法律与当事人认定不一致的地方给予提示和讨论更改的机会,即及时公开心证过程,让当事人对审判结果有一定预期,避免当事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等到“突袭裁判”的结果。释明可以使整个诉讼过程更加透明,使当事人无论胜败均可理解裁判结果形成的原因和理由,缩小其自我评价和法院裁决之间的巨大落差,减少其对抗情绪。

但我国目前关于释明权仅有最高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类似条文,立法层面仍是空白。德国《民事诉讼修正法》第139条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42条规定了法官阐明的内容;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有明文规定。所以,笔者建议,借鉴这些做法,在《民事诉讼法》中,将释明权界定为法官的职责,对行使原则、范围及要求作出明确规定,要求法官不仅要能够熟悉法律条文,还要在实际案件审理中把握法条的精髓,积累实践经验,从而更加适当地行使释明,杜绝无意间偏袒一方而造成另一方不满。同时,对法官不积极履行释明义务予以惩诫,使释明权行使具有保障性。

2、制定媒体监督法,指明正确的舆论导向。

杰斐逊曾言:“如果让我决定,有政府而没有报纸,或者有报纸而无政府,那么我不会任何迟疑地选择后者。”媒体的不可替代性及公众对其需要的渴望可见一斑,媒体对司法的影响自然也不例外。所以,法官需做清醒的法律思维运作,媒体则需做理性的报道。如果允许涌动的民意搅动司法,则将牺牲司法独立;如果封杀舆论,则司法腐败将横行。所以,要对媒体监督权予以规范,以期平衡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

但我国有关媒体监督的立法多见于行政法规,且呈现零散化和低位化的特点。英国曾因《每日镜报》对一起涉嫌杀人案的明显倾向性报道而对该报加以重罚。有学者建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审判公开”及“法庭秩序”等章节和条文中,对传媒报道法庭事项做出补充修订,以预防报道对审判产生负面影响的规则为主,以对明显偏见性报道的惩戒与相关救济措施为辅。公众传媒对审判的报道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笔者建议制定一部专门性法律,对媒体自由报道与法院独立审判的尺度进行把握;对媒体法定采访权利作出肯定的同时,对法院为维持必要秩序和保障权益等行使审判权予以明确;允许媒体对已结案件自主评论,但应禁止对法院尚未审结的案件做出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报道;积极宣传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对部分错案监督曝光应注重度的把握。

3、制定信访法,终结非正常上访,树立司法的绝对信仰

目前关于“非正常上访”尚无明确法律界定,所以在实践中缠访不断、上访无终结,司法终局性无法得到贯彻,司法信赖流失。因此,建议尽快制定《信访法》:对涉法非正常上访予以界定,引导上访人通过合法程序反映诉求,确保信访活动正常有序;设立三审一听制(经过一、二审和再审后仍不服的,由人大举行听证会),对无理上访的,将听证结论书面通知申请听证的单位或个人以及有关部门,并上网公布;在做好明理释法、思想疏导等工作后,如上访人仍以同一事项和理由继续上访的,有关机关不再受理、交办,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予以处理。

4、修改《法官法》,增强职业尊荣与社会认同。

构建法官安全保障机制。“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然而“王侯”的尊贵地位与其“安全保障权”并不成正比。当前,法官遭到暴力抗法、威胁、要挟、伤害等现象司空见惯,民商事案件更是法官遭受侵害的“重灾区”。当法官频频成为攻击对象、“弱势群体”时,其独立思考和判断受到诸多限制,“法律指令”难以得到完全执行,而这又为司法信赖“低迷”留有一丝可趁之机。现行《法官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仅是宪法平等保护公民权的再次重复,缺乏操作性。因此,建议在《法官法》中对法官的任命、奖惩、分流特别是权益保障加以“特殊的升格规定”,如有侵犯严加处罚,打造法官“有其位、敢其为、为必服”的职业保障体系。

法官言行作出义务性规定。将后文所述“提高法官素质”中的具体内容作为硬性要求规定在《法官法》中,并对违反后果作出规定,营造“法官确实值得信赖”的社会共同心理定势,为司法信赖“低迷”打上一剂“良药”。

(二)创新机制,明确司法信赖的制度选择

1、当事人个案陪审员选择权——发挥人民陪审员的桥梁作用

 “我的案件应由与我地位平等的人处理”、“审判须由平等者作出”,等等这样的民主表达或是自由权利选择,不论当事人是否真正相信与我“地位平等、境况类似”的人能够作出公正的评判,至少产生了“我相信自己选择”的司法信赖。反观我国仲裁法,各方当事人均有机会选择一名仲裁员参与仲裁,仲裁结果的可接受程度比民商事裁判接受度要高,笔者认为赋予当事人这样一种居中裁判者的“自我选择权”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实践中,无法实现由当事人随意选择“法官”,但陪审制的存在还是给当事人“选择自己的不穿法袍的法官”带来可能。笔者建议赋予当事人个案陪审员的选择权:一是要建立陪审员资料库,法院在司法行政等部门的协助下,将当地符合陪审员资格的公民名单,存入计算机系统,以供当事人选择。二是要告知当事人有权在开庭前三天到法院从计算机系统中随机选择“自己的”人民陪审员。三是要被选择的双方人民陪审员协助法官做好当事人的释法明理工作,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在当事人的选择信赖的基础上实现司法信赖。

2、完善审委会、庭长签发制,以司法独立树立法律的绝对信仰。

司法独立的最终落脚点是法官独立,法官不独立只会使法官在判案时左顾右盼,而这个过程将不断受到公众的质疑。笔者认为司法权在判断时不应受到任何权力的指挥和命令,而只接受不影响其自由判断的适度监督和制约。

权责明确、判者需审——完善审委会制度

针对目前审委会判而不审、无人负责的状态,笔者建议:一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者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指派拟参加讨论的审委会1-2名委员组成合议庭,直接听审,杜绝承办法官汇报案情不全的现象,同时解决“判者不审”的难题。二是追究责任上改变审委会全体负责,实则无人负责的状态,经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如被最终确定为错案,则同意意见的委员需承担个人责任。通过完善审委会制度,使公众真正信赖的是委员的专业素养而非其较高身份下享有的权力。

形式审查、实质建议——限制庭长签发权

庭长签发机制对司法的确定性和准确性十分必要,但目前案件的裁判结果需要庭长“如愿“才能签发,使法官独立办案形同虚设,加之公众“信权不信法”的思维较为普遍和严重,院庭长把关权过大,不利于整个社会对法律信仰的养成。笔者建议对庭长的签发权作适当限制。原则上,庭长只作形式审查,以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如若对裁判结论有异议,庭长有建议权,并决定是否提交庭务会讨论,但最终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自行决定裁判结果,庭长不得拒绝签发。

3、设置审前判后程序,增加法官与当事人接触机会

法庭是正义演绎的主要场所,庭审是法官与当事人直接面对的主要机会。但是,法庭的仪式性、肃穆性令人“生畏”,导致当事人紧张和焦虑,容易产生排斥对立的情绪,而法官则因长期的职业习惯,容易忽视当事人的情感,导致庭审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关系过于疏离,司法信赖无所依凭。“庭前沟通”、“判后答疑”程序的增设,使当事人能在较宽松的环境中流露真情实感,利于法官洞察案情,讲明事理,说清道理,释明法理,实现司法人情化,也扩大了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接触机率,提供了当事人自己理性预测诉讼结果、反思自身民事行为教训和经验和理解配合法官工作的平台。英国在《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了审前程序,包括起诉及管辖的确定、诉状送达、案情声明、证据及审理日程等问题。对“案情声明”所作的规定,其功能在于法院和当事人识别并固定案件争点,防止诉讼突袭的发生。德国《简化司法程序法》,即以建立独立的审前程序为目标。要求通过准备活动确定争点,准备提出哪些证据等攻击防御的方法,案件才被提交最终的开庭审理。我国各地法院对“审前判后”程序已有相关实践,加上借鉴,笔者建议对审前及判后程序予以完善普及,实现法官从“权力行使者”向“提供司法服务者”兼顾、当事人从“接受裁判者”向“理性维权者”兼顾两个转变,努力减少或消除“官民之间无端猜疑”。

4、完善配套机制建设,营造司法认同大环境。

调查显示,约有50%的当事人是带着对法院的歪曲认识和误解走进诉讼的。可见,我国司法评价还不高,司法认同大环境远未形成,诉讼土壤有待净化。诉讼环境涵盖方方面面,一方面是人的因素,即需要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通过自身学习及外界宣传教育等,在此不赘述);另一方面,是机制建设。笔者浅谈三点:一是裁判要善于引入善良风俗。我国乡土社会特征明显,引入善良风俗断案,对于理顺合法、合情、合理不无裨益,有利于促使当事人恢复关系及公众生产生活中遵循某一正当的普遍而易接受的规则。二是建立打击虚假诉讼机制。加强惩戒有违诉讼诚信的滥诉行为,减少司法公信的负面阻却。三是探索裁判认可的调查评估机制。通过定期司法信赖的调查、评估,明晰公众信赖现状,剖析成因,提出对策,进行针对性整改,优化诉讼环境。

(三)提高法官素质,重点培养司法信赖的生产者

法官是极易导致信赖低下的主要群体,同时也是提升司法信赖的最积极因素,作为法院的基本构成和核心技术的承担者,法官素质决定着司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信赖。当然,要求法官“完美无瑕”只是“上帝的梦想”,但有重点地选择提高法官素质,努力祛除公众对司法存有芥蒂的几大病根是有现实意义的。

1、提高裁判文书质量,为信赖找一个最佳的窗口

裁判文书是审判权行使的最终载体,是法院与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联系和沟通的连接点。因此,作为审判成效浓缩的裁判文书,其质量直接影响当事人服判息讼和公众的评价。所以,一是要严格落实公开尤其是法官心证公开,将采纳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推理过程全部反映在文书中,使整个裁判过程“跃然纸上”,公诸于众。如美国华盛顿州高等法院大法官罗伯特·厄特所言:“法官应当写出裁判意见的理由以解释其审判。在将司法判决向公众公开接受监督时,要想把不正确的判决说得合理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二是对裁判文书实行责任制。杜绝随意尤其是低劣制作裁判文书现象,对制作不合格裁判文书的法官予以相应的考核惩罚。三是实行裁判文书公开上网制度,加强对法官的约束及监督。

2、规范司法礼仪——为信赖找一个可视的载体

法官是把法律降临人间的“信使”,其行为举动,姿态形象,深刻影响着公众对司法的信赖。司法形象如遭破坏,就无法在外观上树立公正的绝对信仰。目前,我国缺少对不遵守司法礼仪惩戒措施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仅是根据法院个别领导的意愿来决定是否贯彻执行。笔者建议:法律上明确界定法官的司法礼仪包括法官的着装、庭审言辞等方面,开辟多种途径加强对司法礼仪的监督,对违反司法礼仪的行为予以曝光。同时,将法官必须尊重庭审规范、自觉与当事人保持“距离”及违反司法礼仪的后果等内容予以规定。

3、严格执行程序——为信赖找一个坚挺的骨架

当事人的终极诉求都希望获得胜诉,但绝大部分当事人都知道“官司有输赢”,那为何还常有当事人“一败即认为法院对己不公”呢?撇开其他因素来看,法官未严格执行程序,当事人无法在程序中获得“公正对待”的满足感,是重要诱因。“受公正对待”和“被判有利”是当事人的双重愿望,而且相互独立,但前者没有被满足时比后者没有被实现时更易于贬低和攻击司法,尤其是在案件胜负大局已定的场合下,被裁判者的前一愿望要强于后一愿望。这种感觉有助于他们对裁判结论的自愿接受,从而在心理上承认裁判过程和裁判结论的公平性。司法程序没有捷径,程序违法是“发回重审”的雷区,只有严格执行,才能输出公正的“司法产品”。要自觉加强法院及法官自省和自查力度,不以检察机关、当事人的监督为主要期冀,严守程序正义的底线。

4、把握自由裁量权——为信赖找一个认可的区间

公众信赖司法不可能停留在某个坐标点上,而应是一个区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才能找到“信赖”认可的区间。诚如有学者所说,“法院的标准必须是一种客观的标准。真正作数的并不是那些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是那些我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必须站在多数社会公众的立场进行思考和判断。当前笔者认为最有效的是切实实行案例指导制度,推行滥裁、乱裁的责任追究制,对自由裁量权行使明显超出一般人认知水平,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法官予以惩诫。同时,可以考虑开发典型案例裁判的裁判信息管理系统,供全国法院互享,便于法官检索相关案例,避免法官自由裁量超越公众认可“区间”。

    5、廉洁司法——为信赖找一个匹配的人格

司法腐败是扼杀信赖的毒瘤。司法犹如人格,当其腐败不堪时,即已丧失公正的魅力,丧失了被授信的根基。司法腐败自古存在,中外皆有,理论和实务界都进行了深入研究,笔者对业已提出的对策不再赘述,只当为打造司法信赖画个人形,让众多司法人士共同书写司法信赖之“人”字,希望司法腐败这颗“毒瘤”不再引发“大地震”,导致司法信赖大厦的坍塌。

结语

正义的最终评判者是民众,而不是法官自己。社会需要了解司法、运用司法,司法也需要从社会获得支持和信任。若脱离社会,远离民众,会使法院失去安身立命之本,法官的裁判将不易被接受。而审判权的运用无时无刻不反映着司法的为民性及其可接受性,从审判权运用的每一个细节入手,让司法穿上公正的外衣,让法官从骨子里散发出公正民本的气质,让公众不再雾里看花,当司法诉求与公众信赖相对接的那一刻将是法治理想实现的那一刻。

作者: 郑青蓝   厉国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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